一个学科的建立应该具备一系列条件，应该有该学科深厚的学术积淀，有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研究平台，有一支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等。学科建设也是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之事，不能人为地去促成，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达到与相近学科同等水平。从回族研究界第一次提出建立回族学概念，至今已整整30年。30年来，回族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回族学”学科是否成熟，现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近年来关于回族学学科建设的研究

近年来回族学学科建设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人们认识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具有重要意义。1985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回族简史》座谈会”上，马学林先生提交《试论建立回族学》一文［1］（549），正式提出构建回族学的设想，引起学术界的共鸣。黄廷辉先生认为，“作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也可以说代表了大家的心声”［2］，并对回族学定义、研究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回族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回族的科学。它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回族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或可说是包揽一切。诸如回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地理分布、经济发展、生活方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文化特征、民族特点及其特殊发展规律等”，并提出回族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国际性的学问，回族学研究重点应放在近现代上。马维良、杨庭岗教授认为“回族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并认为回族学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经济学、地理学、文化学、考古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要使回族学研究深入发展，必须具备上述学科的基础知识；同时，回族学与上述学科又有明显的区别［3］。

冯增烈教授认为应建立回族研究的系统结构，近年来回族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距离单学科化、深层化，从而建立体系化的“回族学”，却还尚嫌遥远。因此，必须建立它的子系统分支学科，这样才能谈到对回族的整体的、全面的认识。冯先生提出应建立回族经济学科、回族人口学科、回族政治学科、回族革命斗争史学科、回族社会学科、回族文化学科、回族教育学科、回族文学学科、回族艺术学科、回族科技学科、回族外向关系学科。这些子系统中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问题都有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它的学术价值，对回族本质的认识也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研究回族系统时，要侧重于回族现状系统的研究［4］。

马启成教授在1998年“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建立和发展回族学学科刍议》一文，对建立和发展回族学的可行性、回族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回族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当前任务等问题提出自己看法［5］（418）。之后又发表《再议回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启成教授参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构成社会学学科的五种要素，即“一个学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5个部分，即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物。这5个部分建立起来后，这个学科就初具规模了”［6］（27）。马启成教授指出：“回族学学科体系，从广义上讲，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概念，它是由多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具体而言，包括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学术梯队、图书资料、出版物等较为广泛的领域和丰富内容。这些要素相互联系，互涵交汇，共同发展，记录回族学的历程和成就，是衡量该学科发展的坐标。”［7］2011年，在《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之际，马启成教授在其贺信中对《回族研究》在回族学学科建设、推动回族学研究、培养新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回族学是以族名命名的一门学科，在学术界以族名命名的学科还有汉学、蒙古学、藏学、突厥学等，但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内容却是各不相同，马启成教授认为回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博物馆学、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因而，跨学科研究应是回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并对回族学的学科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观点［8］。

伍贻业教授在《回族学应该成为国际学》一文中指出，在学术领域内，蒙古学、藏学都已成为国际性学科，世界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性的研究机构，每年或隔年在欧洲、北美都有例行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及年会召开。蒙古学、藏学的研究者，除了蒙古人和中国的汉、藏族学者外，还有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等等，回族学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回族学研究基本上没有突破回族人研究回族问题的框架，局限性很大，成为回族学走向国际舞台的限制和障碍，虽然历史上有些汉族或国外学者参与到回族研究中，但数量有限，对回族的认识有些误区［9］。王永亮先生也曾发表《回族学：一门走向国际的学科》，仔细研读，作者对回族的分布、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进行了述评，但对回族学如何走向国际并没有详细论述。

李兴华先生一生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他在《我的回族学立论——兼谈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大体同构》一文中认为，在学科建立过程中，学科立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在学科建设中具有基础或关键性的意义。作者认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必须重点研究回族，而研究回族又必须重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因为二者从文化层面（角度）上看，是大体同构的，即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华两大文化体系的结合，只不过一者表现为中国宗教的形式，一者表现为中华各民族的形式。作者从12个方面阐述了立论要点，指出回族学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彰显回族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彰显回族在各文化门类内的优秀文化成果，彰显回族是一个与汉族有特殊密切关系但又与汉族有着区别的民族，彰显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和平宽容特质［10］。

姚继德先生《回族学学科体系刍论》一文，从广义民族学角度，对回族学学科性质及定位、研究范围、应当借鉴的理论、研究方法、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回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中国境内和迁徙境外的回族穆斯林的形成、发展、演变为己任的民族学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回族的族源成分、族称的演变、历史发展规律、文化变迁历程、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成员的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民族关系等方面；同时认为回族学与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如人类学、中西交通史、宗教学、蒙古学、语言学、考古学、航海学、天文学、医药学、经济学关系密切。同时也可能运用到一些自然科学原理，这些学科应当成为回族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中主要采用和借鉴的核心部分［11］。

白友涛教授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回族学学科属性，一反传统认为回族学应属于民族学的观点，认为回族学的学科属性具有综合性质，但如果从社会功能、研究任务、学者构成、学科体系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应该基本上归属社会学。即使有人坚持回族学只能属于民族学，回族学也必须具备社会学的基本功能，积极从事社会问题研究，迎接现实提出的挑战［12］。白友涛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就回族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在此，白教授认为，回族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也是中国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为回族学科综合性的特点，研究者应当根据回族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目的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如回族史研究应当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回族社会研究应该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但回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研究特点，在这里，作者提出回族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即在方法论方面，认为回族学研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中国民族宗教政策为指导；在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包括实地研究法、实物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理论研究法、政策研究法等；在回族学研究技巧方面，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经验，提出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参与观察法、文献分析法等方面的实用技巧［13］。

王国杰教授早年研究中亚东干族，他论述了东干学与回族学的关系，认为东干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是研究定居在中亚陕甘回族移民历史、文化、习俗的专门学科，20世纪50年代被确认为是苏联汉学的组成部分，作者认为中国回族学应该包括对海外回族移民同胞历史、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研究，东干学对回族学研究具有重要补充作用。

笔者认为东干学应该是国内回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关注中亚东干人研究，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回族也是一个跨国民族，历史上除部分回族因经商、战乱迁徙到东南亚泰国、缅甸等国居住以外，今天居住、生活于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被称为东干人的群体，人口有13万人之多。中亚东干人是清末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逃亡中亚的陕、甘、宁、青回族后裔，他们的根在中国，与国内回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称为“老回回”或“回族”。近30年国内胡振华教授、王国杰教授、丁宏教授、海峰研究员、林涛教授等学者前往中亚进行实地调研，对中亚东干人历史、文化变迁、民族认同以及东干民俗、语言、文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推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北方民族大学林涛教授近20年来致力于东干文化研究，前后7次前往中亚实地考察，出版东干语言研究、民俗研究成果及翻译东干人文学作品有10本之多，并发表大量研究论文。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东干研究所。

学者们大多认为，在回族学研究中，历史学是最先运用到该学科，也是为回族学研究奠定基础的学科，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范围的逐步扩大，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逐渐渗入到回族学研究中来，丰富了回族学研究内容，推动了回族学研究向纵深发展［14］。

以上诸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回族学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回族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回族学是一门刚刚兴起的综合性学科，它最早始于回族历史探讨，主要涉及回族族源、迁徙、主要人物、历史事件、地方回族史、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等。后来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在回族学研究中的运用，不仅拓展了回族学研究范围和深度，而且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也在不断出现，从而逐步形成了以回族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体。因此，回族学不同于其他单一学科，是类似于汉学、蒙古学、藏学等涵盖各种知识的学科。

二、已有回族研究成果为回族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如果参照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社会学学科五大要素来衡量，回族学这一学科基本成熟。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到目前为止，回族学研究到底有多少篇文章发表，笔者没有做过精确统计，但近年来关于回族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已经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总结，例如，高占福先生分三期发表在1997年《回族研究》的《中国回族研究的历史轨迹》一文是对回族学学科史的一个很好总结，作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在中国回族研究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学术成果的层出不穷、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置、回族研究队伍的壮大、回族刊物的创办等诸多方面，使本民族看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希望，而对其他兄弟民族来说，提供了一个了解回族灿烂文化的窗口，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这是几代回族文化人和其他民族的学者、研究人员共同努力获得的丰收和喜悦”［15］。另外，北京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整理出版的《回族研究文献题录》收录1859年至2007年公开发表的有关回族研究的论文和文章5 800多篇，收录1877年至2007年间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回族著作1 000多种。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成果占绝大多数。而该文献题录统计民国时期发文总量为230篇左右，实际应该远高出这一数据，民国时期为回族研究的高峰期，回族民间社团或学校创办的期刊达到270余种，由于经费原因，许多期刊只出了一两期，但也有许多坚持时间长、发表大量文章、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期刊，如《月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会报》《清真铎报》《突崛》《晨熹》《回教大众》《回民言论》《中国回教学会月刊》等，留下大量珍贵资料，对研究民国回族社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有学者对《回族研究》50期发文情况进行过统计，自1991年《回族研究》创刊至2001年，共发表文章736篇，而同一时期全国各期刊发表回族研究文章总计2 707篇。从《回族研究》发文作者的民族成分看，回族671位，汉族298位，还有撒拉族、藏族、蒙古族、黎族、满族、哈萨克族、东乡族作者19位；外国作者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伊朗、澳大利亚、法国、吉尔吉斯斯坦、苏丹、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16］。当然，这些外国学者的文章一方面来自国内学者的翻译，也有参加1998年10月及2006年9月在银川举行的两届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参会论文在《回族研究》发表。从以上统计来看，回族作者占2／3，汉族及其他民族作者占1／3，国外学者从事回族问题研究的还是偏少。《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工作指导类期刊，也发表了大量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文章。中国回族学会主办的《中国回族学》，云南回族研究会主办的《云南回族研究》及一些省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如《甘肃穆斯林》《济南穆斯林》等内部期刊，在报道各地穆斯林动态的同时，也刊发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论。近年来，一些专业研究机构采取以书代刊形式连续出版一些研究文集，如20世纪90年代北方民族大学曾出版《中国回族研究》两期；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2005年出版《中国回族研究论集》第一卷，2007年出版第二卷，2008年改为《中国回族学》，已连续出版四卷；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主编的《伊斯兰文化研究》连续出版六辑。

近30年来，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申请到一批与回族研究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推动了回族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至今涉及的回族研究领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一般、青年、西部项目立项数98项，涉及的学科门类主要有民族问题研究、社会学、法学、中国历史、哲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文学、党史党建、考古学、人口学、宗教学、教育学等①资料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伊斯兰教研究的各类项目共立项67项，其中一半以上是专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或回族伊斯兰教，涉及学科门类主要有宗教学、国际问题研究、社会学、中国历史等。有关回族项目和伊斯兰教项目研究经费超过千万元，也缓解了研究经费不足问题。

笔者认为回族学研究始于明清，明末清初，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以儒家语言、文化阐释伊斯兰教，留下了一批哲理性成果，这批学者应属于回族学研究的启蒙者或开创者，他们的关注对象主要是伊斯兰教经典、礼仪、教法、教义等，很少研究中国穆斯林社会，但他们通过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文化为内地穆斯林所理解、接受，为内地穆斯林提供了一套生活范式。那个时期的回族学者也是费尽心机，搜集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及各种资料，为研究作储备，如刘智在《至圣实录年谱》自序中称，阅西书至137种之多，还嫌参考书不足，于是出游陈留，访许氏藏经，过朱仙镇，得赛氏家藏至圣录西经原本，又至京师，得吴氏藏经数十册。正因为刘智、王岱舆博采众说，著书立说，留下大量资料。但这些文化成果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甚至遭到某些汉族文人的讥讽，民国时期有位学者总结说：“至如各家著述，如《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天方典礼》《天方性理》《至圣实录》《四典要会》《归真总义》《四教要括》《回耶辨真》等书，率皆文字高古，论理精详，宜能于中国文坛上占一相当位置；乃中国文化集成之四库全书中，只有两江总督采进之《天方典礼》一种，而纪昀氏且于《四库提要》中揶揄诋毁者备至……此吾人所认为最大之隐痛也！”［17］先辈的研究成果没有被主流文化精英所认可，并非其学术水准低，应该属于文化认同问题。

20世纪初，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社会重大转型及民族平等思想的普及引发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也迎来回族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回族政界、宗教界、商界、文化界人士通力合作，以创报刊、办社团、发展回民教育为主题的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前后持续半个世纪，创办报刊270余种，建立各类社团100余个，回族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极大促进了回族社会进步，也留下了大量资料。20世三四十年代至80年代初，白寿彝、马坚、纳忠、杨志玖、杨兆钧等老一辈学者致力于回族历史文化研究，或翻译出版大量阿拉伯地区及西方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如白寿彝教授关于回族人物、回民起义、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杨志玖教授对于元代回族史研究，马坚教授对于《古兰经》及大量阿拉伯文文献资料的翻译，为回族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杨怀中、余振贵、林松、马启成、李松茂、马通、冯增烈、马维良、答振益、金宜久、李兴华、冯今源、邱树生、吴万善、李树江等先生成为回族学领军人物，为改革开放后回族学研究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同一时期，随着高等教育步入正轨，为回族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新人，一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定在回族学研究领域，之后又参与到回族学研究队伍中，为回族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回族学研究又出现一个高潮期，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范围从早期关注历史向回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展开，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现全国范围内专、兼职研究人员达到300多人。

三、回族学学科平台建设初见成效

学科平台是衡量一个学科建设成果的主要方面，学科平台主要包括专业研究机构、研究基地、学位点建设、资料建设等方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宁夏回族研究机构多，早在1962年就成立了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其实主要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1982年宁夏社会科学院设立民族宗教研究所，之后更名为“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研究方向更加具体明朗，曾先后出版了《回族史论稿》《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中国西北地区开发与向西开放》《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伊斯兰教与经济》《回族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郑和与文明对话》等20余部论著，并整理出版回族古籍数10种之多，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界的好评，逐步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回族学研究队伍。

宁夏社会科学院于1991年创办《回族研究》，为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学者提供了发表回族学研究成果的阵地。杨怀中、余振贵、丁国勇3位老师在酝酿创办该刊时，笔者与马平、马金宝也参加讨论。在《回族研究》创刊前的1990年10月，第六次全国回族史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回族史研究处于重点领域；在讨论刊名时，有人建议定名为“回族史研究”，杨怀中老师提出，我们的刊物视野要开阔一些，不能局限于发表回族史方面文章，我们还要发表研究回族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论文。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定名为“回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杨怀中、余振贵等先生的带领下，逐步形成了一支回族学研究团队，形成以回族史研究、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回族古籍研究与整理为主要方向的学科群。至2015年底，《回族研究》已走过25年办刊历程，出刊100期，发表1 000余篇学术论文，培养了一批回族学研究新人。

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的前身是始建于1986年的“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1998年更名为“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2003年扩展为“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2008年更名为“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研究院现有专职科研人员14人，兼职研究人员9人。自成立以来，累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18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科研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50余项。公开出版学术著作（含教材、工具书等）60余部，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国回族文物》《回族历史报刊文选》《中华回族爱国英才》《回族民间文学史纲》等。累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现有1个博士学位点（民族社会学），2个硕士学位点（人类学、民族社会学），1个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共建）。自2007年首个硕士学位点招生以来，已培养硕士生30名，现有在校硕士研究生13名，博士研究生16名。2004年成为首个自治区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获批宁夏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2011年成为自治区回族学人才研究高地。研究院拥有国内目前藏书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中国回族学文献信息中心，编辑、出版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中国回族学》已成为推动回族学研究、创建特色学科品牌的重要学术平台。

北方民族大学是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所民族高校，多年来一直重视回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的学科积淀。该校林涛教授多年从事中亚回族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与翻译工作，出版论著10部；邱树森、吴建伟教授在校工作期间，曾牵头出版过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回族史》《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国回族研究》《回族文献丛刊》《中国清真寺综览》等，近年来又出版了《中国边缘穆斯林族源的人类学考察》《回族学研究文集》《西北伊斯兰教社会组织形态研究》《回族经济思想研究》《回族解读》《中国回族用品研究》《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东干语调查研究》等。2011年成立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所、2013年申请的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回族学研究中心”（培育）获批，2014年研究所申报的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回族学”硕士点通过专家论证，现已列入2016年招生计划。2014年9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王正伟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家民委原主任、党组书记司马义·艾买提在出席北方民族大学建校30周年庆典之际，为我校“回族学研究院”揭牌。至10月，学校发文，回族学研究院正式成立。

甘肃省也是我国回族人口数量较多的一个省，甘肃省高校同样聚集了一批回族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建立了与回族学研究相关的平台。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在马通、高占福先生的带领下，在回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如马通先生关于西北回族等穆斯林内部教派门宦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无人超越，其中，《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史略》自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版之后，又连续多次再版，成为初学者或回族学研究生教育必读书目。

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4月，研究所背靠西北丰厚的伊斯兰文化资源，瞄准世界伊斯兰文化研究前沿，走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与世界伊斯兰教研究相结合的路子，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等。

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6年7月，挂靠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研究所依托兰州大学浓厚的学术环境和西北丰厚的伊斯兰文化人文资源，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文化优势。其定位是：立足西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关注国内外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开拓新的学科领域。研究所着力于伊斯兰文化的原典解读、穆斯林可持续性发展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通过这些研究，促进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加强民族团结，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中华各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加强对中亚东干族（回族）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对贯彻我国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增进与中亚各国人民的友谊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中央民族大学在胡振华教授的倡议下成立了“东干学研究所”，该所以东干人（中亚回族）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民俗、经济等方面为研究对象，曾组织召开过一次东干学国际学术会议。2015年5月，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下设“回族—东干学研究所”成立，目的在于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下加强与中亚国家学术文化交流。

当然，我国回族学研究专职研究人员并不限于供职专业研究平台的人员，大量专职或兼职研究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高校、研究院所或行政部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云南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都聚集了一批从事回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一些高校博士、硕士学位点一级学科民族学下设的二级学科民族学、少数民族史设有回族、穆斯林、伊斯兰文化等研究方向，如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设有回族历史文化方向，已连续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宁夏大学民族社会学博士点设有回族文化与社会研究方向；兰州大学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史设中国穆斯林历史文化方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点设有穆斯林文化研究方向。

中国回族学会成立于1998年，是隶属中国民族学会的二级学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从事回族学研究的各民族研究工作者和热心于这一事业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组成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团结了一大批回族学研究者，截至2014年，共召开过22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为推动回族学的全面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像宁夏回族研究会、云南回族研究会、青海回族研究会等也不定期举办学术活动，推动了地方回族学研究进程。

四、回族学学科发展前景展望

许多学者在回族学学科发展前景展望中提出，回族学作为中国民族学学科领域的一门分支学科，应取得与中国藏学、蒙古学、彝学、朝鲜学、突厥学、敦煌学、丝路学、壮学等具有同等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回族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是由它的研究历史、现实需要与未来发展等客观实际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回族学概念的提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曾出版大量研究成果，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学科体系日臻完善，专业研究期刊增多等，为该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前景。的确，回族学研究涉及一个学科群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研究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基本都是综合性、多学科的，回族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也一样，但回族学不是多学科群的综合研究，也不是一些学科群的联盟或“拼盘”，回族学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目的、方法，它只是吸收这些学科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来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博采百家，自成一体。对回族学来说仅有纵向研究是不够的，尤其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多维研究，是回族学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核心所在。回族学研究要深入发展，研究者必须具备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基础理论与知识。但回族学与上述学科的最大区别是点与面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回族学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借助已经成熟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

新学科的诞生是学者们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的新探索和认识的结晶，一个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在于围绕核心问题形成的基本范式［18］。也有学者认为，回族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由于其学科积淀还不够丰富厚重，研究基础、研究方法尚待加强，加之研究范式、方法缺乏独特性与创新性，回族学要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显学，其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19］。回族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都有待于进一步充实、规范和创新。在当前情况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组织专家进一步完善回族学基本理论体系；二是在全国选择某一省市的社科院所或大学，成立回族学研究中心，组建国内第一个回族学研究所（或中心），明确打出“回族学”这块牌子，以抢制高点［20］。

当然，回族学与藏学、蒙古学相比较还是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的质量上。如蒙古学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世界30多个国家有蒙古学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相当壮观，我们国家将蒙古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建设也是近30年之事，两个学科研究对象也有较大差别，蒙古人分布于世界各地，也留下不同文字的记述资料，而回族是在国内形成的一个民族，清代以后因战乱或经商迁居国外，但毕竟数量有限。回族形成历史也较短，资料有限，国外学者关注程度低。回族学的研究力量主要在国内，而且本民族学者占据一大半，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甚至更多的国外学者加入回族研究队伍，共同推进回族学的发展。尽管回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基本成熟，但还有许多路要走，特别是学科队伍建设需要继续加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这一行列。

文章来源：中国回族学 网址: http://zghz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34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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