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nn)提出并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 ScientificRevolutions)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而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①。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而言,回族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建构以及理论方法的运用主要属于民族学和社会学范畴②,其研究的开展,长期以来也主要借用的是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理论范式。

环顾回族学研究,长期取得对回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历史、人物、文献等的研究成果。对于回族商业的研究则通常进行历史追述、人物传记、商业伦理等方面的阐释。传统上的研究经常将回族商业文化视为回族文化的一项附属内容,即从其他视角来解读商业,无形之中将回族商业视为一般的商业行为,忽视了从商业角度来解读回族的历史与现实,即回族商业的回族族群性中的价值判断和功能界定,大多数的研究将回族商业放在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的区隔之中。近年来,一些研究立足于商业现象,拓展出对族际交往、对外关系、城市化等问题的关注,应该视为研究回族商业文化的一个新视角和功能解读〔1〕,即商业构成了回族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农商兼有型)、居住人口格局(城市化、流动性)、族际关系(多元)历史内涵,受商业影响孕育出回族社会结构与民族性格的特质,汇集为色彩斑斓的回商文化。笔者认为,回族商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构筑了我们及外界对回族(文化)认识的一个重要起点,由商业出发,向世人展示了回族民族属性的诸多特质,商业与回族历史和文化的关系显现出丰富、鲜活和深刻的内涵,回族商业的认知视野自然有着开放和多元的特征,回族商业对回族学研究的范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回族商业文化的人文主义与人生哲学内涵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商业对回族形成的历史作用在传统上常常被忽视。回族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亚、阿拉伯、波斯诸伊斯兰教外邦派使节、商贾、游历传教之士。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外籍穆斯林商人是构成穆斯林生活影像的主流,由穆斯林商人形成了独特的蕃坊。应该看到,商人是回族形成的主要载体,而伊斯兰教始终孕育着回族的文化内核和民族心理。所以,受血缘上所携带的商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回族文化强烈地透视出其特性。与通俗的商人和商文化所不同的是,回族商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受到宗教信仰的制约,其商业行为体现了裹挟着伦理道德、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为一体的多维商业文化。

在伊斯兰教的经典经济思想的整体内容中,有关商业经济、商业道德的论述占有相当的分量,宗教教义中多处论述了个人信仰与生活需求的互补互促关系。伊斯兰教鼓励人们开展商业活动,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伊斯兰教的重商观念不仅表现在抽象的教义学说体系中,而且表现在商业行为的规范方面,进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商业伦理,成为伊斯兰经济伦理的核心内容〔2〕。例如:“当礼拜完毕时,你们当散布在大地上,寻找真主的恩典”(《古兰经》62:10)、“今生是后世的耕耘地”(圣训)等句,鼓励人们劳作,提倡享受今生的富足生活。伊斯兰教同时也明文规定穆斯林的商业内容和个人财富应该兼顾社会人群之间的和谐与互助,这样就形成了特有的穆斯林商业伦理,例如,以禁止发放高利贷、称量不公、侵吞孤儿财产、弄虚作假等为信仰教义,彰显出穆斯林商业伦理价值以诚实经商、礼貌待客、买卖公平、互利互惠、合理竞争、禁止高利贷、重利盘剥、守信、保护生产、注重消费者权益、积极施舍、辅助贫者为内容的商业伦理内涵。

中国回族秉承了这一优良的商业伦理道德,在积极开展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物质生活和享受财富的同时,贡献社会、服务大众、扶贫济困,担当社会责任,体现出回族商业文化的人文主义气息。回族商业文化有许多带有人文主义气息的独特内涵,例如在同心地区的集市贸易中,回族群众一直保持着“袖筒里捏价”的传统交易方式。“袖筒里捏价”,本地人也叫“掏麻雀”或“揣手”,指的是买卖双方在谈论物品价格时,不直接用语言来讨价还价,而是双方将手藏在羊皮底下或者藏在袖筒里用特定的手势讨价还价,双方手势开出的价格都不说出来。手势所代表的意思是这样的:伸大拇指表示一、十、一百、一千、一万;伸无名指和小拇指表示二、二十、二百、两千、两万;伸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表示三、三十、三百、三千、三万;再加小拇指表示四、四十、四百、四千、四万;五指全伸表示五、五十、五百、五千、五万;伸大拇指和小拇指表示六、六十、六千、六万;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伸出表示七、七十、七百、七千、七万;大拇指和食指展开表示八、八十、八百、八千、八万;伸食指作钩状表示九、九十、九百、九千、九万;出一拳表示十的整数。五根手指通过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数目,如一方在袖筒里先捏到对方伸出的大拇指和食指,再捏到五指,则表示对方出的价格是八十五元或八百五十元等,按照货物的价值而论,双方都能领会价格。这种“袖筒里捏价”的交易方式,为的是避免更多的人插嘴插手造成抬价或者抑价。如果交易不成功,双方用眼神表示,心照不宣,另寻他人,做到“买卖不成仁义在”。这种交易方式互不争执和伤害感情,表现了回族人民文明经商交易的习俗〔3〕。

此外,云南的回族马帮为了保守自己的商业机密,曾经利用先民使用的古老母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通用中的汉语常用动词、名词和数词,创制了两套重要的商业暗语(暗话)。这些暗语大多为数词暗语,通用流行于云南各地马帮内部。其作用是在商贸往来过程中讨价还价,便于内部互通底价。主要包括基本数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参与买卖交易者分别用柒、假、银、吊、拐、闹、柴、盘、坎、祥来替代。根据具体场合要表示一定数量单位,基本的货币单位“仟”则通用“吊数”或简称“吊”,只需加上相应的量词,即可彼此明白无误。

据精通波斯文的回族教长说,这套数词来源于古波斯语的数词。经济活动中常用的通货钱(币),回族马帮成员也采用了波斯语名词“德兰”(波斯语“钱”的音译)来称谓之〔4〕。例如商品价格为75元、250元、3800元,马锅头告知伙计时就分别说成:“柴拐”(钱的基本单位“元”一般省略)“假拐佰”(加上汉语量词佰)“银盘吊”(加上汉语量词“仟”的暗语“吊”)等,其余以此类推使用。

在伊斯兰教本土化过程中,华夏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融合最终以回族的形成而告一段落。然而,回族在多元华夏文明中的政治地位跌宕起伏,始终未能真正地汇入主流。由于回族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社会结构的差异以及政治压力影响,激发了广大回族群众不断尝试,努力改变有限生活条件的生存智慧。其中,不同时代孕育出回族经济活动丰富繁荣的骄人成绩,尤其以商业最为突出。回族在不同的时代经济浪潮中,行走在全国城市、乡村和边疆,其相对快捷及时地掌握各地市场信息,还能够掌握政治动态,灵活有效地开展经济生产,从而不断积淀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生存智慧。可以这样说,有商人存在的回族社区(或村落),在政治素质培养、科技改进、生活建设等方面都有优势。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商人群体往往能够寻找到有效化解的途径。

例如,云南纳家营是一个商业兴旺的回族农村,自近代以来先后经历了杜文秀抗清斗争、派系争斗等政治危机,但是却能够逐一化解,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长期以来纳家营回族重视地方族际关系和睦与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地方回族商业传统有着密切联系〔5〕。由此一斑可见商业行为所体现回族人生哲学。

二、回族商业与回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变迁

历史上数次征讨戍守、屯田落籍,形成了回回人“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经济社会结构。同时,伴随经济活动的丰富和发展,回族人口分布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军事行动作用下的回族人口分布,主要是在城市、集市、乡镇、平原等交通便捷的驿站沿线。之后自由移民过程中的回族人口分布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仍然集中于交通便捷、城市化明显、商业活动频繁、人口集中的乡镇城市。云南马帮、甘肃牛帮、各地矿产的开发,吸引了大量的回族商人,国内的边疆贸易、东南亚边贸也由回族马帮商人的推动而开发兴旺〔6〕,至此,回族人口分布从传统的中原、东南沿海城市向西藏以及西南边疆推移。

自清中叶的全国回民起义失败后,大部分回族人失去原有产业,“叛产”难以收回,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走夷方”从事危险的马帮贸易。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云南的大理、玉溪、建水、文山等地的回族群众大量的马帮行走于缅甸、泰国边境,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移民局面,落籍境外的回族人形成了缅甸的“潘泰人”、泰国北部的“秦和人”以及中亚的“东干人”等。

云南西双版纳的“帕西傣”(傣回)、迪庆“藏回”、文山“壮回”等多民族地区回族文化新族群的族属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长期的商业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回族迁徙的路线往往沿着商业通道而不断形成。例如:西双版纳勐海县曼峦回“帕西傣”回族村落,是清道光大理蒙化马帮马锅头马武龙进入勐海到缅甸景栋进行贸易,在途中遭土匪劫掠后流落定居至此而形成的〔7〕。

另外,历史上伴随回族商业而形成了以回族聚居的回族商业市场和街道,例如云南香格里拉县城中心镇(现建塘镇)的“北门街”,原为大理等地因回民经商而形成的回族聚居地,这样的情形也在中国许多城市乡镇较常见。时至今日,伴随回族商业行为而发生的大量西北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人流入东南沿海城市,有些人购置房产定居在这些城市,举家搬迁,在东部都市里形成了一个个新的回族社区。这些回族商贩大部分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之中(马强将其形容为“流动的精神社区”),在商业浪潮中再现了早期回族先民入华生活的场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业活动进一步加快了回族人口的流动,不断催生出的“回族经济社区”,成为观察回族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可见,在商业活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回族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不仅形成了许多新的定居点,更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回族文化新族群(亚族群),增添了回族传统文化的新内容,拓展了回族文化的发展空间。正是回族商业的发生,给我们提供了认知回族文化历史的新契机。

三、回族商业与回族社会结构的分化

回族的社会结构明显具有以地缘、血缘、寺坊、经济为一体的特征。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以及密切的族内交往,使农村或城市的回族社会结构相对一致。早期的回族人多具有商人背景,而后元明之际的大规模军旅穆斯林以军户身份流散各地,伴随屯田、经商、手工制造等逐渐产生各种职业和阶级的分化。通常可以按照经济生产方式和职业,将回族社会划分为农民、半农半商、商人、工人、宗教教职人员(阿訇)等。随着政治影响及经济变迁,回族社会内部阶级分化日益明显,但回族富者能够通过“天课”施济贫者,尽量减少经济差距带给人们的负面情绪,从而避免出现阶级矛盾。

另外,由于回族人自身职业的局限性,所能从事行业“路窄”,多局限于屠宰、饮食、皮革、马帮马店等行业,这些行业往往能够带动亲友或村内回族人,形成一个较具规模的行业链条。例如,云南沙甸回族的地方经济模式以矿产冶炼为主导,纳家营回族以铁器制造、轧钢为主,寻甸回族的饭馆遍布全省各地,洱源回族的货运运输发达,芝华回族形成了牛肉屠宰和皮革加工的地方产业等等。各地回族的产业各具特色。因为禁止发高利贷,同时讲究相互帮扶,所以在相对狭小的回族内部社会里,贫富差距并未形成明显的阶级分化,这既是回族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回族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特征。

作为回族社会重要内容的商业,承载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扮演着极具特色的社会角色。在回族社会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回族商人往往成为地方社会日常事务和宗教事务的管理者。清真寺的宗教仪式活动和教义由阿訇、教长等分职负责,而其他如节庆、寺院资产管理、修葺等事务由清真寺管理委员会负责。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为社区中经济实力和能力较强的商人,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商人头脑灵活,阅历多,资金雄厚(能够带头从事公益事业)。中国各地经济类型千差万别,但几乎所有的回族社会都具有农商结构特征,虽然未发展成为市民社会,但是通过商人而进行的地方族群内部社会组织与控制,显现了商业在回族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这也是回族社会结构中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回族商业与回族认同、民族心理的塑造

如前所述,回族商业在回族历史与现实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回族商业在对回族认同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方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构成回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包括血缘关系、饮食禁忌、宗教生活和心理认知等几个方面,其中宗教生活是最为重要的。尽管回族与伊斯兰教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概念,但是就整个回族的历史而言,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通常情况下,回族认同与伊斯兰信仰是合二为一的,尽管两者之间常常没有完全对接。由此,清真寺的符号象征、宗教教育的人格塑造、宗教功修的道德实践常常与回族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密切关联,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强化,彼此认同。在现实中,清真寺的建盖修葺、宗教经堂教育、节庆等宗教仪式与活动的强化都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了地方回族群众宗教信仰的程度。正是回族商业传统的沿袭发生,不断增强回族地方的经济实力,维系了回族的宗教文化传统。

在现代社会,回族商人所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主要面向民族自身,主要项目是捐资修建清真寺、办学、扶贫。现代对传统的继承和融合是多方面的,发家致富的回族商人对于民族意识和宗教认同的强化表现日益明显。许多回族企业家纷纷捐资助学,支持民族文化发展,不仅加强了自身的民族宗教认同,同时对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自觉、民族素质提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回族商业及商人的理解不能仅仅囿于经济范畴,事实上,以经济为关联点,经济行为与民族社会结构、经济方式、认同意识、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五、回族商业与族际互动的契合

就回族的居住格局而言,主要模式始终是回族与汉族杂居于同一地域。但是以历史上不断的军事征讨、人口迁移(自愿或强制)、政治避难、商贸等为契机,回族由中原、东南沿海的城镇集市日益向华夏边疆移居,进而与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彝族、白族、傣族等民族杂居同处。由于居住于华夏边疆,交通信息不便,历史上商品经济相对滞后,边疆民族地区的回族与周围其他民族的交往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日用物资交换一些方面,这些内容成为维系族际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维系族群性特征的过程中,新移居而来的回族不断积极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文化生活大多形同地方其他民族,在保持彼此民族边界的同时,和谐相处,彼此了解。依据“先占先得”的常理,作为后来移居的回族大多获得土地较少,地力不肥,许多农业生产技术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生活物资不能自给。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必须从事其他副业生产才能维持生计,这是回族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行业来看,回族主要发展皮革、屠宰、小食品、餐馆等小商业,操作简单,运作灵活。对于地方商品经济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来说,因为回族群众的商业活动推动了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地方土特产品的开发和贸易,同时满足了各族人民生活所需,所以在相互经济往来和生活接触的基础上,回族与周围其他民族之间建立了深刻的友好互惠互依的族际关系。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云南文山地区的回族妇女有种植靛、染靛的传统,她们常常在去周围街子集市之前将种植的靛制成靛块,然后到集市出售,通常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其他民族的粮食、布匹等。另外,在政府统购统销的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山区的苗族、彝族等群众因为自行种植和织布,对粮票、布票等需求比较少,城镇居民却常常没有足够的票据来满足自身需求。回族群众敢于承担风险,私下进行各种票据的买卖,既增加了家庭收入,补充了日常生活的所需物品,同时又在这样的物资交易过程中使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保持了联系,彼此满足日常生活上的物资需求,构建起边疆民族地区的小型市场,搭建民族互动平台,促进民族之间的日常交流。

又如,云南纳家营回族妇女除进行农田劳作外,还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多种副业劳动,主要开展多种农产品深加工和家庭养殖,比如做地方小吃米线、面条,加工牛羊内脏、布鞋、衬衣,饲养鸡鸭牛羊、孵化小鸡鸭等,与周围的汉族、彝族进行交易。不同民族的经济互补满足了各自的生活需求,在经济往来过程中,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经济依赖关系。伴随频繁密切的经济交往,回族与其他民族的生活场景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实的族际和谐。

历史至今,通过市场、商号、马帮、现代经济一系列回商经济体系的建立,回族商业扮演着满足城市和农村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的重要角色,极大地推动了回族与其他许多民族之间的族际经济联合。在持久的经济互通过程中,不同民族与区域之间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情感交往日渐加深。回族商业行为在多元文化与多元族际交往的场域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族媒”中介作用,其影响不可忽视。互依共存的经济互嵌关系,始终是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实现彼此了解和交往的重要渠道和基石。由此可见,回族商业必然成为族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

结语

作为中国跨地域最大、人口分布最广的民族,回族文化特性的地理、历史、人文、族群内容中自然蕴含了多种多样的元素特征,回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因为具有特殊的民族属性和历史,回族成为我们探讨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鲜活案例。由此,对于加快建立回族学学科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回族学在借鉴众多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成果颇丰,然而与藏学、蒙古学、苗学、敦煌学等国际性学术研究相较,回族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要实现回族学“显学化”,不仅要有继承与开创,兼容并蓄的国际大视野,更需要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回族历史与现实中重要的商业,必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理论研究新起点。

①见百度百科“范式”词条，网址为 http：//baike．baidu．com/view/．htm?fr=ala0_1_1．

②姚继德认为回族学学科应属于民族学，白友涛则认为应该属于社会学。

〔1〕周传斌,马雪峰.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J〕.回族研究,2004,(3):33-39.

〔2〕牛海桢.伊斯兰教浸染下的回族商业伦理精神〔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1):8-13.

〔3〕王正伟.回族民俗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245.

〔4〕姚继德.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J〕.回族研究,2002,(2):67-75.

〔5〕李红春.西南边疆民族生存策略的历史人类学解读:以纳村回族为例〔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1):187-193.

〔6〕马维良.云南回族马帮的对外贸易〔J〕.回族研究,1996,(1):18-26.

〔7〕马维良,李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帕西傣”调查〔M〕//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51-52.

文章来源：中国回族学 网址: http://zghz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34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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